这段文字并非林氏“原创”，最早他是由南宋学者赵师恕所说：“某平生有三愿，一愿识尽世间好人；二愿读尽世间好书；三愿看尽世间好山水。”这位赵师恕(字季仁)，可非一般的人，他是宋太祖赵匡胤第九世孙，理学大家朱熹的弟子，宋端平元年(1234年)以朝请大夫、直徽猷阁知南外宗正司事，主管外居泉州宋宗室的属籍、教育、赏罚等事。而林则徐为福建侯官人，至今林则徐的家乡仍留存有一些赵师恕所题写的摩崖石刻，林则徐也许曾读到过赵师恕这句言简意赅的名言，并书写下来。

但不知林则徐是否实现了这三愿呢？可是细细一想，能够实现这三愿的又有几人呢？

“三更灯火五更鸡，正是男儿奋进时。”林则徐青少年时，经过十年寒窗，铁砚磨穿，得中进士。他与龚自珍、魏源等人提倡经世之学。后来在广州查禁鸦片时，为了了解西方情况，他又广泛阅读了中外文书报，林则徐不可不谓“才高八斗，学富五车”。

林则徐在广州查禁鸦片时，曾与湖广总督邓廷桢齐心协力，共同禁烟，可谓志同道合，情同手足。鲁迅曾与瞿秋白录有清人何溱联语：“人生得一知己足矣；斯世当以同怀视之。”从这可以看出林则徐也“得一知己”，可是他并未“足矣”，而是愿“交尽世间好人”。

鸦片战争后，他又被贬浙江，最后又充军新疆伊犁，足迹踏遍祖国的大江南北，饱览了许多名山大川，可是他仍然“愿看尽世间好山水”。

我们可以看到，林则徐给自己制订的三个愿望，与其说是他在内心已将“愿望”转化成了“目标”，不如说是他目睹了民族深重的灾难，其对宦海沉浮产生了厌倦。

清道光二十二年(1842年)七月二十九日，被贬戍伊犁的林则徐冒着炎炎暑热到达兰州。甘肃布政使程德润在署北花园若已有园(今甘肃省群众艺术馆址)为林则徐接风同时也是饯行。席中，程德润赋诗送别林则徐。如此盛情之下，林则徐一介贬臣，疲于奔命，一无所有，无以回报，“秀才人情纸一张”，他唯有用竹管毛笔写下自己的感受，以表达自己的谢意。于是，林则徐挥毫奉和写下了《程玉樵方伯德润饯予于兰州藩廨之若已有园次韵奏谢》七律二首：

“短辕西去笔羁臣，将出阳关有故人。坐我名园觞咏乐，倾来佳酿色香陈。开轩观稼知丰岁，激水浇花绚古春。不向官私皆获惜，平泉一记义标新。”

“我无长策靖蛮氛，愧说楼船练水军。闻道狼贪今渐戢，须防蚕食念忧纷。白头合对天山雪，赤手谁摩岭海云？多谢新诗赠珠玉，难禁伤别杜司勋！”

其中第一首诗写了若已有园的美景及宴饮场面，诗中“名园”即指若已有园，据说此园为明末清初文学家、戏曲家李渔来兰州时设计建造，园内曲径回廊、溪水潺潺，颇为清雅怡神；第二首表达了林则徐报复难以实现的愤懑与惆怅，对列强觊觎中华疆土的担忧，提醒当权者堤防其蚕食。

林则徐善书，金安清(字眉生)在《林文忠公传》中说：“公在翰林以书名，出入欧董，尤长小楷，为世所重。”也就是说他当时在朝野之间亦以雅善书法而闻名。清道光二十二年(1842年)林则徐在写给同乡长乐人刘闻石(字建韶)的信札中有“弟日来颇添酬应，委书之挂屏、绫福，再容旬日奉缴”和“拟为写数章于属书挂屏之上，而日来纸帧、便面堆积几案，腕下尚未能稍稍清厘，日内容当为之也”从这些语句中可以看到当时向林则徐求字索书者络绎不绝，使其应接不暇。

林则徐因翰林出身，所以其书法也多遵循于馆阁体传统书法的路数，昔日他的同年(与林同为嘉庆十六年进士)程恩泽(字云芬)曾称赞他：“君昔解褐衣，书名倾一时，书自柳颜入，自将堂堂旗。”但在《国朝先正事略》中称其书法：“公书具体欧阳。”更有人说，林则徐的书法是从《集王圣教序》入手。其实对于书学，林则徐有自己的心得与感悟，他在道光七年(1827年)《跋沈毅斋墨迹》中说：“初学临摹辄舍唐人矩范而躐等于钟张羲献，是犹未能立而使之疾行，僵卧必矣。”(《云左山房文钞》卷四)林则徐的书法其实并不拘泥于某家某派，也并不纯然是唐人的规矩，他本着“取法乎上”的传统共识，使其在点划使转之间偶尔透露出魏晋人的风骨。从他留存至今的一些书札、对联、扇面等墨迹来看，书札落笔自如，对于志同道合的好友，书写更显边绵流畅，字则淋漓酣畅，倚侧生姿，真可谓是字字珠玑。对联、中堂等书法作品则雄健挺秀，端重安详，绝无矫揉造作的气息。人常说：“自如其人。”林则徐的书法虽不属于雄强一路，但其书法仍有一种豪气逼人之感，当然这种感觉，更多的是来自一种中华民族固有的不屈不挠的凛然大义。

林则徐贬戍伊犁，可以说是走了一路写了一路。清代藏书家郭柏苍(字蒹秋)在《竹间十日话》中说，林则徐自西安出发时，随身之物除常阅书籍外，还有“公卿求书绫绢宣纸”，途中，无日不为人书字。邓明先生在《兰州史话》中也有记叙：“林则徐一行乘大车七辆，载书籍二十箱及大量宣纸下车道岭，过甘草店，在清水驿住宿。”这与上述遥相呼应，说明林则徐路途上带有大量的“绫绢宣纸”，以应路上有人向其索书。

林则徐到达兰州后，也践行着他的“三愿”，白天除游览一些山水名胜，接待与拜访在兰各同僚外，夜晚则疲于应付纷至沓来的索书者，在他的《荷戈纪程》曾记载：“夜，复补书各处纸幅，终夕不寝。”可见他的书法当时颇受兰州人的欢迎，当然这种欢迎，除了他扎实的书法功底外，更多的是一种情感上的景仰与尊敬，对于他那种“苟利国家生死以，岂因祸福避趋之”的爱国胸襟和高尚的品德莫不充满了钦佩与爱戴之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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